到了南北朝时，士族放荡不羁，为了风雅兴趣，更是把指腹为婚视作儿戏。《梁书·韦放传》记载：南朝梁代韦放和张率是好朋友，两个人的侧室妾都已怀孕，他们便相约指腹为婚。后来张率在子女年幼时便死去，而韦放仍不忘朋友旧情，赡养其遗孀子女，时时供给钱物。后来韦放当了徐州刺史，许多名门闺秀公子求婚，韦放表示“吾不失信故友”，让儿子娶了张率的女儿，又把女儿嫁给张率的儿子。韦放虽然是重视朋友旧交和婚约，但却是把朋友间的友谊变成了对儿女婚事的包办，以表示他一诺千金，不失信于人。

在南朝是这样，而北朝也有此风气。北魏崔浩是当时的名门大姓，他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名门王慧龙和卢遐。当这两个女儿都怀孕时，崔浩对两个女儿说：“汝等将来所生，皆我之自出，可指腹为亲。”后来王慧龙之妻崔氏生下王宝兴，就娶卢遐与姨母所生的卢氏女儿为妻。而且在结婚时崔浩亲自撰婚仪，为外孙及外孙女主持婚事，对恭贺的来宾说：“此家礼事，宜尽其美！”(《北史·王慧龙传》)像这种指腹为婚，完全是为了维护其高门贵姓的贵族血统。

唐宋以后，指腹为婚的风气在文人士大夫及民间一直盛行不衰。宋代司马光就当时盛行的指腹为婚及襁褓中童稚订婚的风气，指出其严重流弊：“及其所长，或不肖无赖，或有恶疾，或家贫冻馁，或丧服相仍，或从宦远方，遂致弃信负约。速狱致讼者多矣！”司马光反对指腹婚和早婚，主要是从封建伦理出发，而不是从婚姻当事人的爱情出发。但就司马光所指出的问题而言，仍有一定的道理。到了元代以后，法律上对指腹为婚的陋俗加以禁止。但是，对于一种民间流传已久的风俗来说，很难一下子就更正过来，实际上是禁而不止。不仅民间依然遗风侵淫，就是皇帝与官僚大臣也有法不依，照样搞指腹为婚的“风雅”活动。

解缙与胡广两家妻子怀孕，明成祖知道后解缙像，钦令两家指腹为婚。所幸解缙生一子，而胡广生一女。皇帝给亲自订聘。后来解缙因获罪死于狱中，解缙之子被戍边。胡广想毁婚约，胡广之女断发自誓说：“薄命主婚，皇上所定也，谁敢易之？”所幸解缙之子获赦还乡，遂结为夫妇，后世传为“待夫完配”的佳话。

但“指腹为婚”酿成的悲剧则更多。据载清代著名大诗人袁枚的妹妹袁素文自幼生于书香门第，饱读诗书，很有才学。然而她自幼“指腹为婚”，许给了高家。高氏之子长大后却是一个流氓恶棍。高家为素文着想，几次想退约，而袁素文却死守“从一而终”的贞节观念而执意不肯。嫁到高家后受到丈夫百般虐待，她一直逆来顺受，直到后来丈夫赌输要卖她抵债时，才不得已回到娘家，不到岁便抑郁而死。袁枚在《祭妹文》中说：“使汝不识诗书，或未必坚贞若是。”他在诗中写道：“少守三从太认真，读书误尽一生春！”指腹为婚造成的悲剧很多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见于记载的比较少。总之，明清以后直至近现代，民间指腹为婚、割襟为约、襁褓童婚的风气一直长盛不衰。

抢婚

抢劫婚产生于原始时代，是指某一氏族部落的男子或女子，用抢掠的方式，从另一部落得到女子或男子，来做自己的配偶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抢劫婚伴随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，形成多种变异形式，至今仍有遗留。

抢劫婚按照被抢对象，可分为劫夫和劫妻两种类型：劫夫型。即女子抢劫男子成婚。这种类型的习俗源于对偶婚的妻方居住阶段。对偶婚早期实行母权制，女子不出嫁，男子不聘娶。婚姻形式是走访婚，夜间男子到女子家过夜，第二天清晨返回自己的家族。发生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，属于不同的氏族，经济上没有任何来往。如某一方不愿进行交往，婚姻关系随时可以解除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母系氏族进入繁荣阶段，妇女开始要求暂时的或长久的只同一个男子缔结婚姻，走访婚演变成从妻居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便出现了妇女抢劫男子成婚的风俗，究其原因，大概是因为当时的男子，还不愿离开自己的家族到妻子家长期居住。根据现存的民族学材料，在人类发展史上，劫夫型抢劫婚同劫妻型抢劫婚相比，形成几率比较少，流行群体不是很普遍。经过人类学家的实地调查，非洲地区的一些原始部落，在世纪初，还存在着劫夫型抢劫婚。在我国，劫夫型抢劫婚仅存于保留从妻居习俗的布朗族中，被称为“偷女婿”。

劫妻型，即男子抢夺女子成婚。对劫妻型抢劫婚的源起时代，是在群婚向对偶婚的转变期。在蒙昧时代末期到野蛮时代初期，群婚开始向对偶婚转变。这时的婚姻制度是氏族外群婚。因为是群婚，男女比例是多少都无所谓。随着婚姻级别的提高，对偶婚逐渐取代群婚。对偶婚这种婚姻形式，需要女子长时间内单独委身于一个男子，不能与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。这样一来，女子少于男子的矛盾便突现出来。男人为了得到女人，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不得不到别的部落去抢劫妻子。抢劫婚就这样出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