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仁义的观念有其产生的土壤，在夏、商、周三代，所有的天子，

这种仁义的观念有其产生的土壤，在夏、商、周三代，所有的天子，不过是邦联制的首领，中央帝国对诸侯国并没有绝对的权力，甚至在军事上也没有绝对的优势，因此光凭恃武力者，难以服人，必须要辅以道德仁义，充当公正的仲裁人。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，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君王，是受到了诸侯们的权力制衡，有制衡的权力，自然不能为所欲为。而秦一统天下后，君王再也不受制于诸侯们的权力制衡，不受制衡的制度下，要帝王克己奉公当圣人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周朝之后，帝王家再无圣人。

战俘问题得到解决，接下来便是如何处置殷商王族。

在这方面，新兴王朝体现出罕见的宽宏大量。

除了纣王及其几个妃子外，殷室王族并未遭到大规模清洗。纣王死后，他的儿子禄父不仅未遭处决，还继续统治殷城，他也被称为武庚，只不过不再是帝国之王，而降格为普通的诸侯。当然，监视是必要的。周武王把两个弟弟——管叔姬鲜、蔡叔姬度——留在殷地，表面上是辅佐禄父，实际上则是殷地的实际统治者。

纣王的庶兄微子原本已经逃得远远的，周武王攻克殷都后，他担心族人的安危，遂返回殷城。微子手持祭器，脱了上衣，把自己绑起来，左手牵着一只羊，右手拿着一束茅草，跪着走路，前去见武王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羊与茅都是祭祀时用的东西，表示我把家族的命运交给你了。周武王当即把微子释放，官复原职，确有大政治家的胸襟与风范。

以前装疯又被纣王囚禁的箕子，也得以重获自由。

箕子与比干都是纣王的叔父，德高望重，学识渊博。如今新朝草创，能马上得天下之人，未必能马下治天下。周武王求贤若渴，亲自登门拜访，向箕子讨教治国之道。箕子做了长篇回答，后来被整理成文，收入《尚书》，这就是著名的《洪范》。这篇文章在古代极受重视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涉及内容广泛，包括哲学、政治、卜筮等。在政治上，箕子推崇仁政与宽容，倡导王道，这些见解对周王朝的政策有一定的影响。

可是箕子毕竟是殷商遗臣，不愿意当周的臣民，也不想居住在殷这个伤心之城。虽然这时他已经很老了，可是仍然怀揣着一个梦想。他带着一帮殷商旧民，朝着东北方向而去，最后到了朝鲜。箕子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政权，史称“箕子朝鲜”，把中原先进文明传播到了这里，这也是朝鲜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权。周武王把箕子的朝鲜国列为“不臣之国”，不必向周王朝称臣，表达对箕子的敬重。尽管如此，箕子也没有把自己的小国与周王国平起平坐。数年后，他前往周都朝见周武王，这也是对周武王宽宏大量的感谢。

除了善待前朝遗老之外，周武王也没有忽视殷民们的利益。以前被纣王拘捕的百姓，都被释放。纣王在鹿台库藏的大量钱财，在钜桥囤积的大量粮食，都分发给百姓，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从百姓那儿搜刮来的。

武王还表彰了殷商几个已经去世的贤臣，他下令为名臣比干修建一座高大的坟墓，以示尊崇。另一位贤臣商容也得到褒扬。周武王在他家门前立了一块华表，以表彰其高尚的品德。这样做，无疑使殷民觉得光荣，脸上有光。

应该说，在处理殷商遗留问题上，周武王的做法是明智而谨慎的。正因为如此，避免了许多潜在的冲突，维护了前朝贵族与殷民的利益和面子。光凭这点来看，周武王便堪称伟大。因为在中国历代王朝更迭中，没有任何一个君王能像周武王一样善待前朝的王室，并给予他们相当多的特权与自主权。

此时周武王的感受一定颇似于当年的商汤，帝国建立起来了，但这只是开始，远非终点。当年周与八百诸侯能团结一心，乃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。当敌人不复存在时，关系便悄然发生变化，当初的盟友，随时都可能成为新的敌人。任重道远啊，当权者能不慎乎？武王西归后，总是闷闷不乐，有时独自一人登上山丘，遥望殷邑的方向，默不作声。到了晚上，又时常难以入睡，秉烛沉思。

一天，姬旦见哥哥的寝室仍烛光摇曳，便入室问道：“为什么不睡觉呢？”

武王看了弟弟一眼，若有所思地答道：“我告诉你吧，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：纣王即位时，我还没有出生呢，从那时起，上天就抛弃殷商，到现在大概有六十年了。在这六十年里，殷商朝廷之上，奸臣当道，正人君子却遭放逐。正是因为上天不眷顾殷人，我们才能推翻他们成就今天的事业。想当年殷商建朝时，任用的贤人有三百六十人；可是后来，商王弃贤人不用，因此走向灭亡。现在我还没有完成天命，要做的事情还太多，哪有时间睡呢？”

谁说国君容易当呢？地位越尊崇，责任就越大。

姬旦听了哥哥这一番话后，非常佩服。这时武王又说道：“我要继续完成上天交给的使命，夜以继日地艰苦奋斗，以安定西土（即周的领地），把周所奉行的道义发扬光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