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六韬》继承了它以前的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思想内

《六韬》继承了它以前的兵家的优秀思想，又兼采诸子之长，所以思想内容很丰富。在政治战略思想方面主张“同天下”、“天下同利”，反复强调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”，“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，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”；“重民”、“利民”，认为天下是属于民众的，因此“取天下”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，强调“国之大务”在于“爱民”，要使“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”；“善于不争”，“削心约志”，其实质是轻徭薄赋，要求君主清静寡欲，不与民争利，“无取民者，民利之”，最后达到“取民”的目的；“上贤下不肖”，认为“上贤下不肖”是治国之要道，具体阐述了举贤的标准和方法，明确指出了不能重用的十三种奸人，即“六贼七害”；“赏罚必信”，认为“凡用赏者贵信，用罚者贵必”，提出了“杀贵大，赏贵小”的重要原则。

在军事方面，主张“伐乱禁暴”，“上战无与战”，强调“知己知彼”，“密察敌人之机”，“形人而我无形”，“先见弱于敌”。要求战争指导者“行无穷之变，图不测之利”，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。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，“不能分移，不可语奇”。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，迫敌投降。它重视地形、天候对战术的影响。总结了步、车、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。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，详细记述了古代司令部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，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。它认为“凡三军有大事，莫不习用器械”，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。重视军中秘密通讯，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。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，认为“社稷安危，一在将军”，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、知进退攻守、出奇制胜的谋略，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，要能与士卒同甘苦，共安危，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办法，即所谓“八徵”。

在军事哲理方面，《六韬》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。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，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“七害”之一，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，“依托鬼神，以惑众心”。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，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，提出了“极反其常”的重要辩证法命题，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。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，如“夫存者非存，在于虑亡；乐者非乐，在于虑殃”，“大智不智，大谋不谋，大勇不勇，大利不利”，“太强以折，太张必缺，攻强以强”；“无取于民者，取民者也”等等。

《六韬》在国外颇受重视。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（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）就曾把《六韬》与《三略》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。据有关书目记载日本研究译解《六韬》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种。西方第一次翻译的中国兵书共四种，合称《中国军事艺术》于年在法国巴黎出版，《六韬》就是其中一种。此外朝鲜、越南等邻国也相继出版和翻译了《六韬》。

《六韬》是宋代颁定的《武经七书》之一，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，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，曾被译成西夏文，在少数民族中流传。它不仅文武齐备，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，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，如编制、兵器和通讯方式等。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。

《六韬》也有许多糟粕，如《兵徵》中的“望气”是一种迷信方术；《文师》中的“钓饵”之术表现了剥削阶级的偏见；“明主”、“贤将”决定社会发展，是唯心史观的反映，等等。

《六韬》的版本源流比较复杂，各本内容互有异同，从现存版本看，大致有以下四个系统：（）竹简本，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《六韬》残简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《太公》残简，这是现存最早的版本。前者已整理出来，有文物出版社铅印本。（）唐写本，即敦煌唐卷子本《六韬》残卷，共存二百零一行（其中一行只残存半个字），二十个篇目。原件藏法国巴黎国会图书馆，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。这是现存最早的纸写本《六韬》。（）《群书治要》本，是唐魏徵给唐太宗编的摘要本，只有文韬、武韬、龙韬、虎韬、犬韬的内容，未列子目，亦未收豹韬。以上三个系统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些不见于今本的佚篇或佚文。（）《武经七书》本，初刻于北宋元丰三年（年），现存有南宋孝宗、光宗年间的刊本，藏日本静嘉堂文库，是现存最早的刊本，国内有其影印本即《续古逸丛书》本。明清以来众多的丛书本及其注释本、白文本，大都属于这个系统的版本。

《阴符经》

《阴符经》又称《黄帝阴符经》。旧题黄帝撰，伊尹、太公、范、鬼谷子、张良、诸葛亮等注。此书出现于唐代，最早记载见于唐欧阳询的《艺文类聚·木部》；最早著录见于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。但它的作者及成书时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，至今尚属悬案。关于作者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：黄帝撰、战国山林之士撰（见《朱子遗书·阴符经考异·庐陵黄瑞节附录》）、晋杨羲撰（见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辩证·道家类·阴符经解》）、北魏寇谦之撰（见唐杜光庭《神仙感遇传》）、唐李筌撰（见宋黄庭坚《山谷题跋·跋翟公巽所藏石刻》和宋朱熹《朱子遗书·阴符经考异》）。关于成书时代主要有商末说、周末说、战国说（见《朱子遗书·阴符经考异·庐陵黄瑞节附录》）、战国末说（见清梁启超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·阴符经》）、东汉末说（见黄云眉《古今伪书考补证·阴符经》）、晋说、北魏说、唐说（后三说·见上文注）等。近年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，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家，一是王明的东晋说，认为成书于东晋以后，约在公元年至年期间（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《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》）；二是李养正的战国末年说，认为此书是以黄老学说为理论基点，在政治、军事思想方面的运用和发挥，是战国时期激烈的斗争形势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，它可能成书于战国末期（见《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·阴符经》）。